中新经纬4月10日电 题：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看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 盛松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社会融资规模是一定时期内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已成为衡量资金松紧程度、展示融资结构的重要指标。每月中上旬人民银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都会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有时对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M2(广义货币供应量)。除了决策层面、资本市场等，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在学术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

　　社会融资规模蕴含着丰富的区域结构特征

　　社会融资规模所具备的区域结构属性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指标。M2很难统计其区域结构，而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多维度刻画经济全貌。例如，通常无法知道M2有多少留在北京，多少留在上海，而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具有丰富的结构特征，提供了地域结构、融资结构等信息，能够观察到分地区、分融资方式的各类资金支持，在结构上优于M2。

　　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明显，区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活水”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201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按季发布各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已形成31个省份连续11年的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并且有新增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政府债券等细项。连续、丰富、多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为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提供了金融数据基础，将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指标相结合，可以分析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可以为考察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区域层面的证据。这些丰富的结构特征还可用于多维度交叉验证，比如，政府部门不仅可以观察到该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还可以观察到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状况，将当地融资结构与产业结构融合分析等。

　　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上升

　　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波动上升。从增量数据来看，2024年我国四大区域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在全国的占比分别是：东部55.2%、中部27.0%、西部16.6%、东北1.2%。拉长时间来看，过去十年，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在全国的占比从2015年的38.6%增至2024年的43.6%，涨幅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在全国的占比小幅波动，平均为57.3%；东北地区则从2015年的7.0%降至2024年的1.2%。

　　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政府债券融资占比偏高。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政府债券融资占其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从2019年的18.3%升至2024年的29.1%，成为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于东部地区。2020-2024年，东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复合平均增速为2.4%，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复合平均增速为5.2%。

　　因此，无论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占比来看，还是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增速来看，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都呈现上升态势。

　　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当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占比或增速上升时，意味着金融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金融体系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在增加。

　　观察到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上升的同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的占比也在上行。随着2024年经济数据陆续发布，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初现端倪。根据2024年季度名义GDP累计值计算，2024年我国四大区域的GDP在全国的占比分别是：东部52.4%、中部27.9%、西部14.9%、东北4.7%。拉长时间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GDP在全国的占比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即从2015年40.4%增至2024年42.9%。2020-2024年，东部地区名义GDP的复合平均增速为6.6%，中西部地区名义GDP的复合平均增速为6.3%。

　　当前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从供给侧维度观察，多层次政策叠加效应正在释放，金融体系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一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与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战略通过梯度衔接形成合力，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激活要素流通渠道，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发展方面形成独特优势，与其他区域重大发展战略衔接的成效显著。

　　二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近年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增强，金融机构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差异化考核机制等政策引导下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持续深化服务重心下沉，通过科技赋能的普惠金融模式触达基层，显著强化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

　　三是信贷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银行调整传统业务重心，将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从传统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移，把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先进制造、普惠小微、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这种信贷结构调整反映在区域层面，体现为对中西部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适配性增强，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更紧密地结合。2020-2024年，在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的占比从37.7%上升至41.8%。

　　从需求侧维度观察，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催生的资金需求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结构较好地适配。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原先金融资源相对有限，产业升级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加大。在全球供应链重塑和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区位、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优势日益凸显。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链延展形成的转移需求，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链集群。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产业链集群配套体系的完善，都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入，比如设备、厂房、道路等，从而产生较大的融资需求。

　　另一方面，金融业坚持需求导向，我国以银行信贷、政府债券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规模结构对重资产投资的支持作用彰显。以贷款、政府债券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规模结构在服务重资产投资方面具有优势，能够适应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大规模、中长期资金需要，有效匹配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加速阶段的融资需求。实证检验显示，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因素后，发现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比增加会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名义经济增速的贡献度。也就是说，在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省份，同等规模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能带动更高的名义产出。

　　优化融资结构的建议

　　基于当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优化区域融资结构的适配性改革。在我国产业梯度转移背景下，以银行信贷、政府债券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够更好地服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相应地，金融体系要重视产业转移所对应的金融资源再配置效应，充分发挥间接融资、政府债券融资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迁移的支持作用，比如将地方政府专项债与产业链集群培育相挂钩等。

　　二是构建功能互补的多层次融资体系。一方面，改革间接融资体系对科创领域的支持，例如在大数据、信息技术等赋能下增加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发展债券市场“科创板”等。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在服务东部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加强适应性改革，加快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为科创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健全天使投资、风险资本、并购基金等多维度、全覆盖融资体系，畅通投资退出渠道，助力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支持链条。

　　三是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的监测维度。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具有天然的包容性特征，在设立之初就为未来可能的修订留出了余地。随着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修订是正常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建议尝试将VC/PE投资、碳配额质押等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使之成为金融服务我国经济转型的监测指标。(中新经纬APP)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